“如果车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立场来看，几十年来中国画教育是告终的。”这是前不久国家画院研究员梅墨生在与新华新闻对话时的观点。
那么，谁为中国画教育的告终买单？中国画该构建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中国画究竟该教教什么?几十年来中国画教育告终的背景顾村言：谈到中国画的话题，我想要还是再行从中国画的教育谈到。你在中央美院教教过，在国家画院也带上一些学生。前年郎绍君先生到上海，我与他、萧海春老师三人做到过一个对谈，讲中国画承传的一些话题，比如提及师徒尊卑是中国几千年来一个很最重要的承传方式，只不过应该推崇一起，并对当下学院教育作为补足。
你怎么看这个话题？梅墨生：新式教育开始兴学以来差不多有百年。只不过糅合西方式的现代教育模式和体制，本也无可厚非。但我实在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此，不在于是不是师徒相授，也不在于是不是现在新式教育，我在乎的是究竟教教什么。
我指出师徒尊卑是方式之一。顾村言：师徒尊卑更加侧重耳濡目染，而且教学内容与学院的标准化是有所不同的。
梅墨生：但这百年来，只不过在教育方面是有点过犹不及，把传统的旧式教育方式整个都摧枯拉朽了。顾村言：就学校教育而言，只不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比如北平艺专和上海美专的教育，尤其是国画教育，我看当时的课程表，还是极为侧重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但显然的转变或许是在1950年代以后。
梅墨生：所以说道问题是教什么？如果车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立场来看，几十年来中国画教育是告终的。如果车站在外来文化立场来说，则是顺利的——甚至可以说道，就是当年的传教士构建没法的文化梦想，这几十年的中国人老大他们做到了。我不是一个武断的民族主义者，但我是一个热衷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者，我就要车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说出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实在我们几十年的中国画教育或者说几十年的美术教育显然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六七十年来，中国画的教学磕磕绊绊，错综复杂。建国以后我们迅速开始了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为政治服务的教学。比如说潘天寿，不决定他主要的课，黄宾虹回来以后没有他的课，相等你就是养老的，代理的。
像李可染在中央美院教教水彩……中国画的这些人物在特定的时代，遭遇虽然各个有所不同，但总之有一条，他们是归属于被改建的。在那几十年当中关于中国民族美术的决心，大家各有思维，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有许多有所不同的阵营，比如当年岭南为首明确提出来新的国画，林风眠调和中西。
徐悲鸿和林风眠、刘海粟他们之间，也是理念很不一样的……所以关于中国画的教育，中国画的决心，是几十年来纠葛在中国美术人士心目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顾村言：但是也有个别人，比如像齐白石——他就不为所动。他就是指个人的直觉来检视艺术的话题，而且他还是必要承传了文人画的一些余脉，对民间艺术的消化也是同时代人无法比拟的。
梅墨生：应当这么说道，齐白石在本质上他是一个自我主义者，自我完善，自我存活，自我努力奋斗，是这么一个人。齐白石可以这么说道，他会去关心关于中国画教育的问题，他关心的都是他的中国画自身的存活问题。
顾村言：面临社会的变化，有的人面临那种想要改建，想要主动接入，还有一种是显然没有这样想要的，我自为我，不为社会的变化所一动。齐白石有可能没黄宾虹那样的文化心态，但他是直心闻性的。他不是那种口号型的人，更加会直接参与种种社会运动，他认同的是生命的体悟，他看得是浮的。他曾公开发表回应不看外面展出的，因为那不会影响到他。
当然这与他在北京总有一种流落感也有关，他署“寄萍”、“草间偷活”，都是极痛的。梅墨生：齐白石是外地的嘛，他采行了一个自我维护的方式，但他是完备自己的，独立国家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
他实质上是以警惕心、自我维护的心对待这个外部世界的。齐白石后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黄宾虹是有传统的士大夫情怀的，他也由于在上海的三十余年人生经历，必要插手了社会生活。
你看他一生仍然在讲的就是民族性，绘画的民族性，大大讲这个，再行后来潘天寿那样的人就替换成了民族精神。在我看来精神理念、历程自由选择和人生学养上很像他的是潘天寿，他们都抱有传统的士大夫情怀，又拒绝接受了又感应器了这个时代的现代文化思潮的艺术学人。
黄宾虹是个传统士大夫，士大夫就有天下意识。所以你看黄宾虹专门明确提出文以致清领，他甚至坚信岭南为首的艺术救国。
于是以因为黄宾虹的深刻印象和独立国家，而与思潮相符，所以那时候的他不有可能被解读，也不有可能构建他的志向，他最后也和齐白石一样返回了书斋里，返回了画室里，用艺术来构建他的理想。这一点上实质上他和齐白石殊途同归了。黄宾虹把中国艺术的保卫视之对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保卫。而“三吴一冯”类型的画家会关心这些的，他们缺乏那么大的情怀。
顾村言：他们不像黄宾虹那么心态，但艺术情怀是有一些的。当然，文化担任与天下意识上与黄宾虹或许是没有办法比起的。梅墨生：吴湖帆有对艺术本身的理念，但没下降到文化的担任上来，吴湖帆是车站在艺术绘画本身上从而要固守什么什么东西，他有很深的世家传统，也有很深的文人学识。
从权力的附庸到资本的附庸顾村言：只不过讲中国的艺术从不是全然的艺术话题，一定是文化的话题。梅墨生：所以我们讲一个明确画面，讲一个明确的技术问题如何如何，讲一个艺术风格、形式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小看了中国艺术。
顾村言：这个就谈及中国画最核心的问题，还包括教育、现在的创作，还包括一些市场的问题。梅墨生：中国画该构建什么样的价值理想？百年来的现代美术史，百年来的关于现代美术史的价值辨别，既有政治的因素，又有学术的因素，还有人事流派、学派的因素，这些因素最后就错综复杂，相互纠葛。刚去世的我的师母，李可染先生的夫人邹佩珠，她生前有一次和我聊到中央美院，她说道中央美院是有三个为首的，第一个是鲁美为首（延安为首），第二个就是徐悲鸿由中大带给的中大系、中大为首以及后来的吴作人，第三个才是杭州国立艺专。
就是说李可染先生是第三派，所以是没话语权的。你想到这三个排序顺序，就告诉在中国美术教育六十多年来是怎么一个权力话语结构，谁再行说了算，这个就耐人寻味。再行再加我们有十年“文革”，对苏联的糅合，所以要细心辨别一起，感叹一言难尽、错综复杂。顾村言：过去讲中国人要树人，人格学识，古典不是全然地叫你学诗词、古文，是对人格的修养，这一块在教育中很多是缺陷的。
梅墨生：传统的中国画，传统的理念来说，一定是人格第一，有人格然后有艺格，连潘天寿拒绝接受的教导都还是这样，就是道出而上，艺成而下，这是我们的古训。但是到了1950年代以后，拒绝接受了苏联的美术理工体系之后，就变为，第一要为社会生活服务，要为火热的新时代服务，要体现工农兵。顾村言：过去是政治的附庸，但“文革”后造成人格学识、文化学识的缺陷，又造成另外一种沦为商业的附庸。
梅墨生：就是这样，艺术是为了赚，艺术是为了金钱，丧失了它的品格和理想，那么这不是政治的附庸了，就变为了资本和金钱的附庸了，目的就是为这个。再行再加还有外来的意识形态，外来文化的冲击。既不要做洋奴隶，也不要做到田寮孙子顾村言：还有教育体制导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吴昌硕、齐白石这样有天分的艺术大师如果在当下的美院体系里也许就没有办法录进来。
梅墨生：在林风眠的时代就有人说道了，杭州艺专是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东方分院。那么中央美院完全是“鲁美”特“苏联教学”。
虽然建国以后，中央美院，当年的美术研究所是隶属于中央美院的，曾多次给黄宾虹放了毕业证书，但黄宾虹没能北上就任，迅速就去世了。所以这个民族美术研究所，当时是再加“民族”两个字，实质上它是名存实亡的。黄宾虹车站在中国画本土强硬态度的立场上，他虽然说道中西绘画应当将来不出有三十年无所谓中画、西画，他还说道门口迎客，主客尽欢。
但实质上他整个综合的阐述——黄宾虹一切的立场都是车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有人指出潘天寿是一个传统为首，实质上我指出潘天寿的态度和黄宾虹一样，不是武断的传统为首，是耐心的传统为首。
潘天寿说道中西绘画应当拉大距离，应当是各回头各的道路，各自发展自己的区域和民族性，这是很客观的。没说道西洋画很差，也没说道一定要敌视西洋画，这个就是他和吴湖帆所代表的上海这些和北京的金北楼都不一样，所以实质上他还是具有客观的专制的一个设想。
他反感地明确提出来，要车站在民族立场上，要传达民族精神，就和黄宾虹关心的是一样的，阐释有所不同，实质上精神实质是一样的。我实在如果百年的中国画要是按照这两位的思路和设想来回头，中国画或许几乎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可是才是他们两位都并未需要构建他们这种设想、理想。
顾村言：你分析他们认同不会壮志未酬，因为从整个社会背景来说，个人当时是无法抗拒整个社会的。梅墨生：所以于是以因为这一点，黄宾虹与潘天寿的历史价值也在此，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艺术家之一，确实有士大夫情怀和担任精神，又想要为中国画诛一决心，他那两句话我一挺打动的，“我们既不要做洋奴隶，又不要做到田寮孙子。”顾村言：我们再行返回国画教育的话题，你在央美教过几年，你的感觉怎样？梅墨生：中国画的教学到今天，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在这么一个理念恐慌、条例不明的结构之中，你能期望培育出有理想的中国画人才吗？所以到今天大家完全有一个共识，指出这个教育模式和体系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是近于不理想的。
这一点不怪异，有那个因就必定有这个果。我们再说建国后，所谓创作领域的长安画派、新的金陵画派、新的浙派人物画等等这些拒斥，我们再行去想要，实质上都是各种因素交织之后的一个让步的名称。顾村言：我实在后来硬要以地域区分画派只不过是莫名其妙的。梅墨生：我们指出中国画教育的告终就是没培育出有确实中国画的人才，比如这一届的中国美展，中国画的选入作品，没山水画作品。
而写意画是中国画里最具备代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就有一点我们思维。再行一个就是这些年培育的中国画人才都是“跛脚”的，没有几个完善的，就是能画画，技术形式上能画，手头上有活儿的，书法无法看，书法能看的，诗词必经。合诗词的学识又不低……总之一句话，都不是沿着中国画传统文脉下来的。顾村言：这个话题更大了，与整个学校教育的背景都有关系。
我个人实在美院里教教国画的老师，仅有就潘天寿的标准而言，大多都是有问题的。梅墨生：现在老师敢，是几十年的结果，因为这是一代一代的。
这个问题追根溯源就跑到一百年内，就是因为培育的人不是画中国画的类型。甚至有很多的画家，很幼稚、平庸地指出画中国画还不须写诗吗？画中国画还要读书吗？顾村言：所以中国画的问题，根本都不只是艺术的问题，根本都不只是中国画领域的问题，它是整体的中国文化的背景问题。梅墨生：对，所以你看建国以来我们对待书法普及教育的态度，对于书法学科级别的推崇程度，既然连国家的教育部都不需要对中国自己民族传统最有特点的书法艺术的价值给与认同，居然指出这无足轻重，这本身就是几十年来外来文化思潮历年对我们的浸染结果。
一个民族的文字、语言，就我们中华民族来说还有书法，这三条我指出是中华文化的显然，这三个显然你自己都要退出它了，你把根都糊了，不有可能有这个树根的果。顾村言：我有一个点子，如果生在五四时代，我们有可能与鲁迅、胡适是差不多的，当然得倡导新文化运动。
但在现在这个时代，整个背景几乎有所不同了。回看中国历史的这百年，惊涛骇浪，特别是在经过文革等，现在有可能还是要重塑民族性，曾多次毁掉的，得新的捡起来，中国现在很多社会问题都与确实东西方人文经典的缺陷与修养有关系。
这说道得大了一点，但很多社会问题，有可能也就是文化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道，也许必须新的看来中国文化与艺术的精神，就教育而言也许就得考虑到新的设计的问题。梅墨生：这个话题说道到这，竟然人尤其灰心，谁为中国画教育的告终买单，谁为中国画、为中国民族艺术未来的兴起或者说南北正脉发展下去做到设计师？没有人，我们从小学乃至到大学的教育——都是没有人。
所以我在北京无数次看书画艺术展，后来都麻木了，就实在显然不有可能讲。所以艺术问题的明确纠葛，实际最后都是背后文化立场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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